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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在他的镜头里，我看到了另一个中国
有一个导演，他是中国传媒大学的高材生，却整天和乞丐、妓女、老鸨这些人混在一起。
他为了拍电影，和他们同吃同住，他们被抓时，他还出钱找人，把他们从监狱里“捞”出来。
你已经很难分清，这些人，究竟是他的拍摄对象，还是他的朋友，甚至亲如家人。
他是徐童，一个1965年出生，本该和贾樟柯、王小帅等第六代导演大咖齐名，却一直默默无闻的中国导演。
01
你可能都没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的纪录片，虽然在国外屡屡得奖，却从没有一部在国内正式上映过。
他不是不知道，这是他拍这些人、这些题材，要付出的代价。
只是他觉得比起拍那些娱乐大众的商业片，记录这些被社会遗忘的边缘人群，更有价值。
在他的口中，这些边缘人被称为“游民”。
什么是游民？学者王学泰曾如此形容：
游民有别于草根，他们游离于秩序之外，是脱序的人群，比草根更加边缘化。
草根，可能还有一份固定的职业，虽然生活艰苦，但不至于为生存挣扎。
但游民，则是比草根更加边缘化的人群，他们大多数居无定所，为生存苦苦挣扎，不知道明天在哪。
在徐童的纪录片中，就尽是这些“游民”，他们可能是乞丐、算命的、卖身的、偷窃的……
但这个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影视业最高学府之一的高材生，却偏偏放着大好工作不做，专门拍这些社会边缘人，还和他们混成哥们，自称“远看艺术家，近看是游民 ”。
他拍这些纪录片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看到，这些和我们生存在同一片土地上，同样也是中国人的游民，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他的纪录片，仿佛是一颗磨不平的沙子，留在看过的人的眼中，擦不去，也挤不出，久久地让人难受。
只要这些纪录片、这些人还存在，我们就不能忘记，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我们的同胞，过着蝼蚁一般的生活。
02
徐童的代表作，是被称为“游民三部曲”的《麦收》《算命》《和老唐头》。
三部纪录片，分别纪录不同人群的“游民”。
《麦收》的主角，是性工作者牛洪苗。
她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母亲的生活费，父亲的医疗费，都是她在城里赚回来的。
做父亲的，很为这个女儿骄傲，对着镜头说：我早就看出来了，我说红苗啊就是个闺女，要是个小子，可以闯出来。
但父亲可能不知道的是，女儿牛洪苗，在城里做的是什么职业。
镜头一转，就来到了牛洪苗工作的地方——北京，朝阳区，高西店，“炮房”。
牛洪苗是一个性工作者，生活在北京城乡结合部，在杂乱不堪的发郎里接待客人。
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有什么专业技能，在诺大的北京，要想找一份体面又赚钱的工作养活家人，是不太可能的。
但父亲看病等要钱，母亲维持一家的开销也等着她寄钱，钱从哪来？
牛洪苗选择了出卖自己的身体。
但她并不以此为耻，这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份工作。
工作之余，她会和姐妹们，若无其事地讨论“客人”的好坏：
哪个客人难缠，让自己一个通宵都没睡，
哪个客人像“畜生”，一晚上要搞好几次……
尽管做着出卖身体的“工作”，但像所有其他女孩一样，牛洪苗也有爱情的需求。
只不过她的男朋友，也是她的一个嫖客。
这个叫许金强的男人，同样也是一个“流民”，一个在建筑工地开塔吊的农民工，哪里有活就去哪儿，生活漂泊无依。
但他对牛洪苗却情有独钟，只见过两三回面，就天天惦记着牛洪苗，三天两头给她打电话，有时候一天打三四回，东拉西扯，也没什么正经事，这样一来二去，两人就在一起了。
牛洪苗嘴上说着，让许金强不要对自己动真感情，自己只是觉得和他在一起好玩，但从眼神、肢体动作，观众都能看出来，她对许金强的依赖。
作为一个性工作者，牛洪苗有时也会遇到一些不尊重人的嫖客，借着酒劲，她也会发脾气，“以后想联系打个电话，不想联系，拉XX倒”。
但遇上老板娘生日这样的机会，他们也会去卡拉OK，叫上几个“鸭子”，“玩玩，图个高兴”。
在他们的眼中，这跟对男朋友忠不忠诚，没什么关系。
牛洪苗的生活，可能是更多的“性工作者”的缩影，虽然在中国，这是违法的，但不可否认，在一些阳光找不到的阴暗角落，仍然存在着许多像牛洪苗这样的人。
她们可能一样出生在农村，没上过几年学，进城务工，又发现高不成低不就，于是许多女孩，就从事了这样灰色的职业。
他们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流民”。
法律不允许他们的存在，但在找到更好的生存方式之前，他们却不得不这么在“地下”卑微地活着。
03
同样身处底层的，还有《算命》中的算命先生厉百程。
这部纪录片，最让人动容的，是厉百程和老伴的“爱情”。如果那也能被称做爱情的话。
厉百程是一个双腿残疾的老人，河北人，生活在临近北京的燕郊，靠给人算命养家糊口。
他的老伴——石珍珠，一出生就又聋又哑又傻，父母早亡，哥哥嫂嫂从小就让她在羊圈里住，导致她双腿残疾。
石珍珠，是厉百程四十多岁时，花一百多块钱从他哥嫂那儿“买”回来的。
生活都过不去，就更别提“浪漫”两个字。
说到为什么娶石珍珠为妻，厉百程说了四个词：“贫不择妻，寒不择衣，慌不择路，饥不择食”。
婚姻关系，在厉百程看来，没什么神圣性，只不过是根据自身条件的挑选罢了：
“人贫没能耐，你还想搞好的？所以说我根本就没嫌破，就给接来了。”
但结婚之后，厉百程对妻子的照顾又无微不至，缝缝补补、拆拆洗洗，所有家务活，他都包了，自己吃不起药，也要省下钱来，给妻子买药吃。
“我把她接来就只为我做伴侣的。”别以为穷人的世界里，就没有温情两个字，作为人，只要能吃饱饭，就有感情上的需求。
这个靠算命混日子的残疾老男人，同样有对伴侣的需求，只不过这样的需求，不一定那么纯洁无暇。
没过多久，我们就会看到，厉百程嫖娼了。
导演好奇，厉百程残疾了，怎么还能嫖娼？问他：找那女人，你弄得了吗？
厉百程生气了，说：“弄不了，我收石珍珠干什么？我天天伺候她，我为了什么？”
说到底，厉百程找石珍珠，除了生活上的伴侣，也是找一个“性伴侣”。对他来说，娶个老婆，是为了解决生理需求的。
可能所有人的爱情与婚姻中，都有这样的因素，但体面的人，不会这么说出口。
只有那些生活于底层，被剥夺了尊严的“游民”，才会这样直接地面对血淋淋的残酷现实。
老了之后，厉百程也后悔过，当初不该娶石珍珠：“没媳妇，想媳妇，有媳妇，烦媳妇，当时大脑缺弦。现在是，扔不得，撂不得，现在再想和她分开，是不忍心”。
现实残酷、不堪，但即使是生存于底层的人，也同样有“不忍”和善良的心。
这就是真实的“流民”生活，他们的生活或许很卑微，但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有的所有。
生存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活下去，对他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例如，厉百程的朋友，也都是一些睡在街边的乞丐，如果没有算命这项“手艺”，他可能和那些乞丐朋友一样，风餐露宿。
导演看到这些乞丐有一顿没一顿的悲惨生活，都觉得无法理解，问厉百程：这些人活着，一点乐趣没有，为了什么呢？
面对这个问题，厉百程生气了，他说：这话说的，人没乐趣就不活着呀？这话说的，太无情了。
是的，对这些生活在边缘的“游民”来说，活着是没什么乐趣，但生而为人，活下去就是一种本能。
他们没有想过自杀，也没想过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那些都是已经不需要为生存忧虑的人想的事。
当一个人很早开始，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下一顿饭，不知道在哪儿的时候，他能想到的，只有如何活下去，而不是活下去有什么意义。
他们没时间去哀怨生活没有乐趣、没有意义，也没想过去抱怨命运的不公，社会的残忍，他们唯一想到的事，就是想方设法活下去。
04
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老唐头》，纪录的是老唐头的一家，主要是唐小雁，和她的父亲，唐希信。
先来说唐小雁，她是来找厉百程算命的人之一。
唐小雁是一个按摩房的老板。但她入这行，也是“误入歧途”。
17岁那年，唐小雁被一个黑老大带到田里强奸，20几岁时，她被人拿刀架着强奸。后来还被人骗到按摩房当小姐……
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十几年，做过各种职业之后，没什么文化，也没啥生存技能，只认识了一些道上混的人。后来，唐小雁干脆自己开了一家按摩房。
在社会上混，她必须让自己看上去强悍一些，对上门来挑事的无赖汉，她会放狠话：“我他妈能在北京开这个店，我就不惧你。”
对纠缠她的男人，她拳打脚踢，把人赶出按摩房，把人头打破，赔了两百块钱了事。
在清醒的时候，她会对干女儿说：不要对任何男人太上心，没用，都靠不住。
但喝多了之后，她却抱着干女儿哭：“我非常非常需要安全感，你知道吗？我在北京，我很孤独，没有人保护我，我只能靠自己。”
这个外表凶蛮，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其实只是从年轻时就被强奸、被欺负，又没什么文化、技能，所以只能用凶悍的外表伪装自己，闯荡“江湖”。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游民”，他们生存与社会的夹缝之中，平时很少被看见，但他们确实和我们活在同一片土地之上。
05
而唐小雁的爸爸唐希信，也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游民”，
因为穷，也因为脾气倔，他和全家儿女、媳妇、女婿都处不来。
老唐头和大女儿、女婿住在一个屋檐下，因为穷，只有一间房，晚上只能隔着一个帘子睡。
女儿、女婿嫌老人晚上“撸管”，吵得睡不着觉，第二天和老唐头闹得天翻地覆，女儿、女婿气走了。
儿子，嫌爸爸没本事，说了一句爸爸这辈子“白活了”，老唐头不干了，父子俩又吵起来，大闹一番，儿子一家也气走了。
过个年，把一家人全气走了，剩下老唐头和唐小雁两个人，冷冷清清。
人们常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同样如此。
穷，最大的代价之一，可能就是不体面。
因为穷，一家人，儿子都结婚生崽了，只是只能睡在一张炕上，中间拉块布就算两张床了，没有任何隐私。
因为穷，吵起架来，子女对父母没有任何忌惮，你又给不了我什么钱，说你一句“白活了”，你还有脾气了？
因为穷，所以你必须忍受这样的生活，还必须在这样的生活中，找到继续活下去的乐趣，那可能是遥远的回忆，也可能是来自女儿的仅有的一点温情。
这就是老唐头的生活。
06
在中国，还有许许多多像牛洪苗、厉百程、石珍珠、唐小雁、老唐头这样的人。
只不过他们不会出现在新闻里，不会出现在电视剧中，也不会出现在电影院里。
他们是被忽视的一群人，蝼蚁一般，匍匐在地上，活着，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过，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哪天会死去，悄无声息地，只是活着。
只是通过徐童的镜头，才让更多人看到了他们。
通过徐童的纪录片，我们才知道，原来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并不是只有欢乐祥和，并不是只有美满幸福。
原来真正的底层，生活可以不堪到如此地步，原来活着，可以是件这么卑微的事。
如果这些纪录片，这些卑微地活着的人，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
或许，他们的生活有被改善的可能，或至少，他们的子女，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只是可惜，这样的纪录片，和这些“流民”一样，在这片的大地上，同样是不被看见的，它们真实存在着，却仿佛透明一样，继续卑微、悄无声息地活着。
2 ) 《麦收》：“底层”与“自我伦理”
1《麦收》既是中国语境中探讨纪录片伦理绕不过去的片子，也是女权主义者始终抗议的影像霸权的样本——如何看待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关系。 （1）三位性工作者关于嫖客『好不好』的那场讨论。 拍摄视角位于斜下方，表明这本身也是纪录片中的『偷窥』视角。右女描述此嫖客的『坏』，反复使用『鸡巴』来表示愤慨，配以动作表明如何坏。左女描述同一嫖客的『好』，顺利结束然后睡觉，免受折磨。 讨论中ZC提出右女在自己的描述中是否存在personal attachment的问题。HQ认为在这种描述中，描述者是把嫖客当做一个他者来定义的。 这场戏确实值得玩味，右女和左女看起来是在讲同一个嫖客，但事实上描述的又是完全不同的对象，都在讲自己的经历是特别的，一个是坏得特别（不断重复动作），一个是好的特别。每当一个讲坏的时候，另一个就回应相反的感触。牛洪苗坐在中间听着，关于这场讨论没有发言，在后面听说一个处女价值一万块的时候表示感慨应该『打扮』一下去挣这个钱。 （2）牛洪苗的对镜自述。 从女权之声的描述来看，格格是明确表示拒绝拍摄和拒绝放映的，而牛洪苗的态度是『沉默』，徐童描述为『默认』。 牛在镜头前表现得自如放松，以至于持拒绝态度的格格也流露出了天真的一面。我的疑问是，如果牛是拒绝作品放映的，那么在拍摄时为何能如此坦然地面对镜头，如果牛是默认放映的，那么她是如何理解被拍摄这件事的？镜头毕竟镜头。 2 结合电影讨论的理论文本是吕新雨在2011年南京独立纪录片论坛上引起纪录片拍摄者不满的发言《“底层”的政治、伦理与美学 》（文章包括发言和对质疑的回应两个部分）。文章谈了两个三点，一个是对底层政治的三层理解，另一个是底层纪录片的三种观察。观察之外提出两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是引发争议的『没有一个本真的底层』的质疑，另一个是回应质疑而提出的『自我伦理』。 3 对底层政治的三层理解： （1）总体政治环境，『底层现实与上层意识形态合法性之间的冲突与反差，使得底层成为被遮蔽的巨大存在，成为整个社会的“黑暗面” 』，也就说，如果拍摄对象是不合法的，作品只能不合法（比如性工作者）。 （2）历史语义，九十年代初的『老百姓』在中期转化为『边缘人群』，新世纪以来又改写为『底层』，改写固然涉及到学术造词，但在内容上的确展示了当代中国贫富分化急剧加大的社会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吕新雨认为『今天的独立影像其实是面对一个断裂社会里面的底层问题 』，走到这一步就不是自我和他者的个人问题，而是阶层固化的群体关系。 （3）东西方语境中的全球政治格局，『西方对中国底层视角的外部理解，与我们自己在底层内部的视角解读之间互相纠葛 』。这个问题自然并不陌生，只不过从第五代导演的镜头到独立纪录片导演的镜头，『东方』的影像变化过程颇有意思，这个问题也值得单独再讨论。 4 基于这三点，可以理解吕新雨认为『底层』这个概念并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值得怀疑和分析的。就国家意识形态，底层是需要国家改造/救助的一群人，是应该和国家联系最密切的一群人，因为只有国家才能行使一种跨越阶级的力量（自我奋斗希望渺茫、中产阶级没有救助的责任和义务、NGO组织只是杯水车薪），而纪录片镜头中的底层刺破了这种理论上的『亲密』。这种亲密正是李海燕在The Stranger and the Chinese Moral Imagination中反复提到的那个例子，在人流密集的火车站，公安部门打出标语『请不要搭理陌生人问话，谨防上当受骗』，潜台词正是『Trust no one but the government』。或许是底层政治面临的根本问题。 底层这个词之所以复杂，或许是因为它沉积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角力中的所有残渣，对这个复杂的底部而言，要么成为它要么改变它，但镜头的意义却是，如何面对它。 如果不是Yomi特别把『ethics』这个词拿出来作为这学期的主题讨论，我自己是不会刻意去思考这个问题的，甚至可以说，伦理这个词在我这里是缺失的，天然地将它简化为一种个人立场，只要我自己知道在面对对象的时候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合理』（符合我的价值观）的立场/态度就好了。而这种面对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伦理的博弈。 5 三种记录底层的言说方式： （1）尊严政治，季丹、沙青、冯艳、和渊等导演的作品，作者要表达的是一个浪漫主义 的、乌托邦的底层、乡愁的底层。 （2）暴露政治，阴暗的底层，作为黑社会的底层 ，周浩的作品《龙哥》。 （3）游民政治，『把底层作为一个“流民社会”得以存在的价值体系及形态呈现出来，包含了某种粗粝的人道主义 』。 6 关于『没有一个本真的底层』 如果吕新雨只是强调底层的复杂性，或许并不会『激怒』拍摄者，但她强调的是『并不存在一个本真的、“自在”的底层社会的自我表达，很反讽的是，现实中的底层表达也许正是对既定权力关系的模仿和复制——以倒置的方式』。拍摄者把自己视为深入底层的桥梁，而现在吕新雨说这个桥是断桥，是拟象，是仿真，桥那头的人原本是哑巴，现在忽然会说话了那么他们说的是谁的话？（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动画片《魔方大厦》中的《樱桃塔》）显然让很多人不舒服。我都已经这么『底层』地拍底层了，你说我是他者？ 看了《萨满动物》宣言和薛鉴羌的文章，反对意见的核心观点是纪录片反映真实，而理论是在说假话，拍摄是第一人称，而评论家却冷静地使用第三人称，对拍摄者来说，这是一种虚伪的陌生化。 对于拍摄者来说，底层是一个不存在的词，不仅是因为身在其中，更重要的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里非权贵即底层。用薛鉴羌的话来说，如果你能阻挡强拆不拆你家，你就不是底层。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这里大家似乎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纪录片除了要面对被拍摄者，同时也要面对观众/评论者，且（发声的）观众和评论者的身份往往重叠在一起。由于独立纪录片的小众性，往往需要经由评论者/研究者的声音来传播，这种阐释在事实上充当了『再创作/完成』的功能。 7 关于『自我伦理』 『自我伦理』也就是『导演与被拍摄者在身份上合二为一』，『把拍摄者与“他者”的伦理关系转换为拍摄者与自我的关系，从而把伦理的压力和挑战转移到自我的身上。这样的方式尤其体现在年轻一代的纪录片导演身上，并且呈现出一种越来越激进的姿态』。我的理解是，原本用以处理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客观伦理问题，变成了处理『旁观的自我』和『沉沦的自我』的主观伦理问题。表面看吕新雨提出自我伦理是在重塑拍摄者，但激发她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拍摄者和评论者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去看有点意思。
3 ) 社会底层的真实状态，不丧！
本来是不喜欢看纪录片的！
总觉得大多数纪录片都是枯燥无味，味同嚼蜡！
就在刚刚，这么短的时间内，我竟然忘记了从哪里看到了徐童的简介，对于这个导演创作的独立电影《麦收》产生了浓烈的猎奇心理！
找不到下载，索性在线看了，毕竟这样的电影是不需要关注视觉效果和音响效果的！
一部好电影，首先得引人入胜吧！它做到了！
即便它是“枯燥无味”的纪录片，也让我看得津津有味！
看完这部电影，首先联想到的是《小武》，但是《小武》不管从剧情到拍摄到表演，毕竟都加入了“演”的成分，不像《麦收》是纯粹的纪录片！
而与此相类似还有国外的2019年的《悲惨世界》和2021年的《红色火箭》，还有今年，不对，应该是去年，2022年，国内的高分电影《隐入尘烟》…
虽然这些电影和本片相类似，但是总觉得是那种“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文艺片，而本片是纪录片，所以，它给我最大的感受是——真实！
本片上映于2008年，我到现在也没弄懂是不是拍摄于2008年，虽然有人说是拍摄于2008，但是我这个生活在5线小城市的观众记忆中的2008年也不像片中的场景那么破败不堪吧！
毕竟人家拍摄的可是帝都和周边河北，特别是片中“保定第一中心医院”让我这个同行都感觉穿越了！
按照我的记忆和片中有些消费的价格，我推断，这应该是2000年前95年后！
但是片中的一个镜头又完全推翻了我的记忆，其中汇款的时候提到了汶川地震，那必须是08年以后啊！
算了，不纠结这些细节了！
这一部纪录片描述了社会最底层的X工作者，但是从头到尾竟然没有传递一丝丝的负能量！
虽然你能从电影里的各个人物感受到他们在社会底层的压力，却看不到他们愁容，反而大多数的是笑而面对，特别是女主！
她一方面厌恶现在老板的贪财，一方面又开开心心的为她庆生；她即使是离开了前任老板，一年多后，她还能去看望他；姐妹间貌合神离，但是不妨碍她们一起开心找乐（这里让我找到了“鸡同鸭讲”的出处！）；和“男友”从没有提到情和爱，俩人在一起却一直快快乐乐，连打电话都随时打情骂俏；即便是父亲的疾病从村医看到市级医院，对于如此重的病情，她也是只有背着别人的时候才面露愁容！
影片以麦田开篇，以麦田收尾，是不是寓意着，哪来哪去，过程只是浮云！
本片作为独立电影，作为描述社会底层的纪录片，是万万没有可能过了广D总局的审查的，所以本片是没有院线公映的可能的！
但是，不能公映不代表它不是好电影，有机会您可以网上搜来感受一下，回想一下你当年那个时候你在哪！
本片应该不能称为“演员”吧？！“本色出演”这样的词也不能用吧？！毕竟，他们都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他们都是生活的过客，他们努力的生活，却不是表演，细想一下，您何尝不是其中一员呢！
推荐指数⭐️⭐️⭐️🌟
4 ) 恐怕是凡人皮面懒骨头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郭力昕2009年在台湾媒体上发表的文章中，他说：“徐童导演在《麦收》里态度非常清楚，他想给这些“没有面目”的人一个正常的、坦荡的面目，让观众看到，最底层的性工作者，跟我们一样也是有责任感、有七情六欲、有尊严、屈辱与与自信、有挫折也有快乐的人。
真的吗？
纪录片中的人绝大部份依赖导演的呈现，而徐童导演有意把红苗描述成一个普通人——“有责任感、有七情六欲、有尊严、屈辱与与自信、有挫折也有快乐”的人。他采取平视的视角去描述这个人，这种人之平等在我看来是“应该”，如果社会觉得导演视角独特而追捧，是这个社会病了，不是徐导的超脱。
第二，徐导展现的是不是真实的红苗？如果红苗真是他镜头中的那个有点可爱的平凡姑娘，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红苗会走上这条路——这里才是这个人的核心。
在国内从事这一行，原因无非被迫和自愿，红苗的状态平和，对这份工作没有任何反抗意识，那便是自愿。自愿卖身又分三种，生活所迫、懒惰、性瘾。
生活所迫？她的父亲得病，但似乎并不很重，生活基本能自理（能穿衣），接受采访表达清晰，红苗家有田地，房子不小，有兄弟（似乎兄弟还娶了妻），装修看起来不是真正的贫苦人家。红苗回家，给了母亲2000元，这个数对她来说应该不算什么，毕竟她还有钱泡鸭子，“也不贵，100块一次”。父亲的病恶化是在片子后半段——红苗从业许久以后。而在她选择从业时，生活显然没有给她造成难以负担的压力。
性瘾？导演没有提。但设想，有性瘾的妓女，对于一个导演而言将有着丰富的意涵——为什么不常换男友（像《女性瘾者》里夏洛特甘斯伯格那样）而选择卖身，下面有大量值得挖掘的东西，导演通常不会错过这样的好选题，而流于表面去拍日常生活的琐碎。不过既然导演不提，我们无法排除这一点。
剩下的即是懒惰。这也是我看来红苗最有可能从业的原因——不管她是以何种方式入行，最终她选择留下而不是反抗，极大概率因为懒惰——这行来钱容易来钱快。按他父亲的话讲，红苗要是是个男孩子，她能闯出来。这样一个健康、有能力的人，最终选择了这样一条路，这才是片子最值得思考的地方——这个大环境何以塑造了这样一个人。而这样一个因为懒可以放弃尊严的人，在被人说“歇逼”之后，为了“尊严”毫不妥协，也显得诡谲或者意味深长。
当然，如果你要为妓女正名，说这也是体力劳动，收入都是劳动所获，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且导演和红苗本人都没想深入讨论这一点。反而，导演的呈现非常trick，他有意地展现了红苗那些常人情感，回避了她对卖身这件事的态度，是拍了皮子没拍里子。欣赏片子的观众，也许你们看到的是件好看的大衣。而我甚至开始怀疑导演拍这个片子的发心。
5 ) 我们只是一群躲在镜头后的窥视者
一直在想，洪苗们哪来的勇气走出了踏上这条路的第一步，也更是在钦佩洪苗们毫无保留的出现在别人的视野里，价值观里的勇气。嫖客说：要想别人尊重你，你就得先尊重别人！洪苗说：这就是生存之道！我觉得他们都是在用自己的生活诠释着这两句话。可是，他们也只是这个尘世中的一粒微尘。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把我们的那种所谓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残忍的赋予在他们的身上了。因为，没有人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去作为换取生存的工具，如果你有钱。
洪苗爹说：洪苗如果是个男娃，必成大器！洪苗如果多有点文化，必成大器！可是，这都是如果......我不知道此片之后的洪苗们身上会发生些啥，我也不知道洪苗们的社会关系们会如何残忍的对待他们。这......没有假设。
导演只是一个记录者，没有半点情绪，直到如镜头一遍遍的扫向那块麦田时，我想他也只是想告诉各位，麦收了！生活依然故。我们依然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去看待别人和所谓的你那个”世界“。那就请吧，各位！拿出你出色的表演，演好自己的角色。同时，保持一颗互爱的心去感知别人，爱别人，但永远不要试图把自己的那一套搬进到别人的”世界“中，冷静点！我们只是一群躲在镜头后的窥视者！
6 ) 《麦收》的讲稿及感受(转)
(2011-03-23 00:28:02)转载标签： 麦收徐童纪录片算命杂谈 分类： 看电影
今天雷老师的一句调侃很到位，说徐童全面征服了我。没错，通过《麦收》和《算命》，我的确对徐童导演及他的作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做了一些案头工作，进行了一点思考。我把讲稿贴到这里。里面不完全是我自己的想法，综合了各种文字资料，由于不是论文，我也没有加注，但是即使引用，基本上也都是我我逐字逐句的打下来的内化的观点。
讲稿：
播放：
从开始到5:24. 注意：红苗妈，四川人。伏笔。注意5分钟以内就有两笔钱为家庭花销。去寄钱时，红苗基本素颜，她相貌平平，走在大街上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出卖色相，只能出卖给最底层的人，她的顾客与她都是同一阶层的人。红苗在京郊的贫民窟的住所。狭窄局促的空间，阴暗潮湿的环境。
5:54-6:19 妇幼保健院，检查身体。红苗的工作除了与其他工作一样操劳以外，拥有更多的致病风险。
而她的工作是得不到“公费医疗”和“免费体检”的，老板（老鸨）不会替她缴医疗保险，不会提供定期的体检，甚至我认为连最基本的安全套都要红苗自己去买。自我保护只能依靠自己。红苗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很有信心，言谈中非常紧张，表现出忐忑不安。
6:48-8:07 空间。徐童的剪辑特别有意思，从女儿的“检查身体”——到“父亲的检查身体”。后面我们会看到还有很多类似的。比如：手和手。警车和警车。等等。07:17从画面上看，这个空间显得有点“家徒四壁”，空空如也，空间构成比较松，但是给人的感觉却非常敞亮。07:40红苗在化妆，母亲在身边，但是没有言语。（我们不得不发问：母亲知道红苗在北京做什么吗？）
导演马上回答了我们的疑问：8:11-10:57
父亲的访谈开始，“红苗就是个闺女，要是个小子，就可以闯出来。”
与红苗在北京出租房中的电话交叉剪辑。（注意这个空间，首先是一个女性的空间，由床上的摆设看出，另外这个空间的构成很紧，非常压抑，灯光是节能灯管发出的，让人不辨日夜，感觉与世隔绝）（另外，注意红苗的服装和语言，是一件类似肚兜的衣服，露背。语言很粗俗，并且心不在焉，不把对方当回事。对比她与母亲和父亲的对话，反差极大。）
08:41空间：全景，平房、垃圾堆、火车道，点出红苗生活的地点与乡村无异，甚至更加恶劣。毕竟，在她的家乡，还是有麦田、绿树的。
镜头马上切到苗苗在北京电话接客的画面。父亲的殷切交谈和苗苗的实际行动交叉两次，观众可以强烈感受到导演的意图。父亲对女儿的想象太天真了，或者，他真的不知道女儿的秘密吗？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为了保证最基本的生存权，他也许在默许女儿的行为？
11:26-18:38
11:26北京 朝阳区 炮房
与同事讨论“工作”和“顾客”；性工作者们的休息室（行李、物品摆放在墙角）；色彩：艳俗的粉色底大红花
17:32 开铲车的。
18:38 阁阁：“你课别拍，拍了也删了。”这就涉及到纪录片的伦理问题。稍后会和大家讨论这个问题。
18:38-
谈阁阁。伏笔，成为和男朋友分手的导火索。他的男朋友把最好的朋友给睡了，而且还付钱。
1:23
阁阁家。仍然是两人。接到许今强电话。
3:56-5:56
许今强出现；烧烤大排档，这个场所多次出现。这个男人油嘴滑舌，为了找到精神寄托。
6:50-9:10
意气风发，指点江山，还替导演背着三脚架
孤独寂寞，想你啊，宝宝。
注意许今强的手势，像是个战场上的将军，这就是他可以调度的千军万马。这是我的地盘，听我的！
拔牙9：00
片子用了一个闲笔(闲镜头)，一个老者坐在街头椅子上，一个人用钳子拼命地把他的牙齿往外拽，一颗牙终于被带着血肉撕了下来，这个镜头与主题无关，但是却通过“痛感”，把一种残酷的生存感受传递给我们。
10：21 红苗家大田，浇麦子。-10:50
家乡的风景，还是一片绿油油的景色。让人觉得丰盈厚重而亲近。
14:30
对于生意中“开雏”的种种反应。
17:14-22:57
红苗和两个嫖客（一个是报亭老板，另一个是货车司机）大谈男女哲学。
中间因为一句话而翻脸。后来说到有没有钱。两人在调情。
03:49
第二次出现：丰台妇幼保健院。
意味着时间已经是半个月后，一切正常，脸上掩饰不住的兴奋。
去男朋友处，男朋友很关心她的身体，她也很开心。
04:40-6:00
许琴老板出现。贪财。挺黑的一个。
她还对自己的员工不太满意。劳模~黄段子~
8:44厨房、卧室、炮房。一体化。许琴的生日。
10:25
丰台区的某KTV。泡泡鸭子。12:50-13:30偶尔泡泡压力。鸭子不知道她们的身份。她们可以很放松。
人有被尊重的需求，妓女是人，所以妓女也需要有尊严感。但是职业的污名化使得他们这个群体无法保有尊严。妓女泡鸭子变成了精神找寻一种尊严的行为，因为他们和鸭子之间的关系就是主顾的关系，鸭子对他们的满足是一种纯精神的享受，红苗也说了，不玩真的。其实，他们的性满足在与一个不错的男嫖客身上也可以获得。更何况，她本来就有男朋友。所以，在我看来，去泡鸭子，一个是获得顾客是上帝的尊严感，另一方面则是在玩弄男性中获得对男人的报复的快感。是一群妓女对男权社会的集体反击。你长的再帅，还不就是我的一个玩物吗？
13:45-14:25
“阿里山的姑娘”
14:30-18:35
陈哥。讲陈哥的这段。我们感觉到反讽。我们曾经的记忆都被颠倒过来了。注意解说性字幕：“听邻居说，老陈已经给判了，说他是组织卖淫嫖娼的黑恶势力，判了五年”。但是，他在红苗的口中，是一个非常照顾她的大哥，是个胖胖矮矮的好人，是个对待下属十分宽容的老板。这与我们在今日说法和新闻联播里看到的“黑恶势力”所形成的青面獠牙、十恶不赦、勾结警方的坏人形象反差很大。
红苗回到自己第一次接客的地方，炮房已经被封，她看着一幅墙上瓷砖的画，略有所思，然后怅然若失的走去，往事已矣，物是人非。我们突然有点分不清常规道德中的是非善恶了。我们也看到，“小月儿被捞出来后，还做老本行”，你能禁绝吗？
徐童对于道德的看法：“那些难以在公众、主流视野中被看到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就更重要。说穿了我觉得道德其实就是约束你的伪道德，普适的道德恰恰是束缚我们的东西，不让我们往前走多看到一些东西。这种道德首先就不道德。所以纪录片恰恰需要突破狭隘的道德，去完成更难以呈现的东西。在具体操作时，我会为人物用化名，将具体地点尽量虚化掉，这是技术上要做的。”我觉得在这个剧烈变化的年代，我们不能使一些记忆消失。我对自己拍摄的要求是，应当使那些不可呈现的东西得以呈现，得以进入到当下的记忆中。这个年代的记忆，主流媒体所呈现和记忆的只是一部分，还有可能经常被篡改和歪曲。
此外，我们还看到：红苗在精神上留有对帮助过自己的人的感激。她也是一个善良之人。只不过，由于身在江湖，她一个弱女子，不得不用江湖气十足的方式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红苗对于那个曾经夺取他第一次的炮房的留恋和追忆，恰恰反映了她精神有一块地方是外人难以想象的纯净的。如同，有的性工作者会把身体的某个部分留下，决不允许客人触及，这是某种最私密的部分，留给自己最爱的人。比如：嘴或者什么地方。
18:50-
这又是一个徐童经典的剪辑风格，一方面，红苗在镇医院门口陪老父看病时还有闲情逸致玩一个玩具，说明了她的童心，我们也感到在沉重苦涩的生活下面，总还有一丝乐趣。另一方面，玩具车所代表的这个部门正好是红苗所从事的职业的天敌，我看到了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去势者对于强势的国家暴力机关的戏耍。这当然不一定是红苗的想法，她也没有这种想法，有也不敢如此表达。但是导演在用镜头表达他的寓意。
20:50
抽烟。老父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
3:22-5:08 买廉价衣服。接金强电话，有事情发生~伏笔。注意脸上的表情。
5:39-7:33 阁阁与她男友。
人有情感的需求。爱情是其中之一。而一个职业是性工作者的人是不太敢保有“爱情”幻想的。她寻找爱，但是对于爱却不自信。因为他的职业属性与爱情的唯一排他性质相背离，于是就形成了悖论。她寻找爱，却不敢相信爱。
她更愿意把情感寄托在亲情和友情上。对于，友情，她永远会排在爱情之前，这与正常人许有差别。这是因为她更愿意相信友情的牢靠。这一点，我们看到，即便是嫖客和妓女之间的友情，她都十分在乎。所以在嫖客口不择言的说出你“歇逼”之后，她仍然保持了最大的克制，要知道这是对于她最大的侮辱。
其实，嫖客和妓女之间的情感，也可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流，只不过这种关系既是他们结识的一个前提，又是随时可以爆发的一个定时炸弹，是隐藏体内的一根骨刺。
12:22-13:40
手的交叉剪辑。一方面她在美化手，一方面她又在消耗手。因为她是一个妓女，她还是一个孝顺的农家女。
我觉得跟整个片子的主题呼应，就是说的一种最质朴最高尚的农民劳动者和最卑捡最可怜的妓女的强烈反差，既是红苗的两种生活境况对比反差又是同为底层的悲哀。手是用来做饭的，可装饰手却是为了卖身。传统弱势的女性在此夹缝中却承担着孝的使命。也是对社会笑贫不笑娼现状的无奈质问。
15:26-17:46
给母亲钱。
18:26-18:59
拒绝金强。
20:11-22:42
脚的特写。浇地。
徐童的眼睛简直到低到土里去。她那么性感迷人的脚在土里被毁坏。
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先生称《麦收》里的主人公是“神女”。这个说法大概来自于1934年吴永刚导演的左翼电影《神女》，里面有一个“作为母亲的妓女”的形象，她为了儿子的生存和教育权去卖淫。《麦收》里则是作为一个“女儿”的妓女。“麦收”这个片名，则有意识地将妓女的职业行为置于广阔的农业背景下进行观察。在城市里她是欲望的对象，在农村她又是传统家庭伦理范畴中的成员。她的父亲因为脑血管疾病长期治疗，她卖身所得全部花在了医药费上。女儿在市医院的病房里把一沓钱交给母亲，自己只剩一百快。母亲似乎有点内疚地从那沓钱中抽出三张，放回女儿的包里。
最后一刻的问题：“你想过父亲会死吗？”
最后的回到“阿里山的姑娘”。
红苗在片尾对着镜头思及父亲可能来日无多时的落泪无语，让镜头与导演也静止无语，难以为继；而当红苗慢慢收起难过心情、重新以坚定的声音扔给导演一句：「问吧」，且瞪着眼睛说，「还拍不拍呀？」时，影片嘎然而止，接上搭配红苗爱唱的「阿里山的姑娘」走片尾字幕。我极少看到如此扼要有力的结尾，它让这位性工作者的坚强、镜头后的导演相对之下的尴尬，和观众对主角其人与其情境既感辛酸又倍受鼓舞的复杂心情，在那个快速收起的镜头里一涌而出，千丝万缕说不清楚。影像犹胜千言万语，这是一个绝好的例子。（郭立昕）
其中，我们听到了在黑幕后的窸窸窣窣声，我们明白了何谓“影片有尽，含义无穷”，我们不由联想到：在画面外面，还有这样的生活仍然再继续。他们就是这么坚韧的生活在这片大地上。
第一点感受：你不会觉得“隔”，徐童同志才真正是“三贴近”的践行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他虽然人在体制外，但是简直是优秀的GCD员，坚持了我们的宣传政策。我们来看一段视频，是徐童同志的创作谈。徐童其实是一个艺术家，他的经历丰富而坎坷，他对底层人民感同身受，镜头就是他的眼睛，我们实际上看到了这双眼睛中的善意和尊重（我绝不会说同情，那像是高高在上的恩赐，那像是上帝来到人间的宠幸，那像是今日说法和焦点访谈占据一种道德制高点后的说教）。
第二点感受：你会觉得“痛”。也许你不喜欢，甚至面对一些镜头你恶心了，比如：历百程和老伴石珍珠洗手后那黑色的脏水，比如石珍珠把吐出来的东西喝回去。但是，这些东西的确刺中你的某根从未污染的神经。所以，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是：越是基层的观众越对此种影像漠不关心、见怪不怪。例子是：平遥国际摄影节。事实证明平遥并非做此类活动的有效和理想场所。因为基层观众真的不太关心这些来自基层的影像，摄影节对他们来说就象赶庙会——除非偶然碰上。
第三点感受：你会觉得徐童的镜头饱含“思想”和“力量”。好的纪录片拍摄者在技术上都能做到“人机合一”，但是在技术解决之后，你片子的深度与一个导演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很有关系。所以，我看到很多徐童的访谈，或者与影评人的对话，我觉得他通过20年的人生经历感悟了很多哲学，这些哲学不会是掉书袋，不会是“众妙之门玄之又玄”，但是它是活生生的热腾腾的充满力量的，我看到他的视频和访谈之后常常感觉一种坦然和勇敢，甚至让我想到了“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实际上，徐童的“底层三部曲”或者说“游民三部曲”是从一个个体，到一个生态链（共时性存在），然后又到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历时性存在）。
我们往往存在一个误解：认为是导演“读解”了这群人的生活，为他们“正名”。其实恰恰相反，徐童认为，在他最低谷最迷茫的时刻，恰恰是这群人给了他力量和理解人生的契机。徐童在他们身上找到了一种认同，通过他们表达出了自己。他说：“生命质感一样，完全一样。我觉得老吴在“云之南”的那个评语特别准确，他说“让我们感动的是通过镜头认识了一个女孩，让我们感动的是她面对坚硬现实表现出来的坦然和勇敢”。这种东西底层人真的是……我不知道他们哪儿来的那股劲头，相对来讲，艺术和知识分子都太脆弱，太不堪一击了。他们好像强大，但只是是一个假象。”
徐童的古典文学功底。这一点是从他的解说性字幕上看不来的，这个基本上是导演对影像的批注和补充。徐童的解说性字幕，字少，有力。
对于性工作者、乞丐、同性恋等群体，属于“去势”群体。官方主流媒体上基本上不会报道和涉及。有报道，也是“扫黄打非”中出现。其实，性工作者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在耶稣时代就已经诞生。当然这不能证明它存在的合法性，但是我们仔细考虑一下，这种群体在中国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可能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比如日本，有些人当AV女优或者援交女郎是出于一种好奇和体验，或者是为了更轻松的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甚至是追求性享乐。但是，日本、荷兰、泰国等国，他们对色情业是一种规范管理的状态。而中国呢？大部分做皮肉生意的女性，是被生计所迫，他们来自广大的农村地区，西部地区。
（体裁不怕重复，因为生命永远鲜活，社会形态总在变化。这是对于纪录片而言。
素材不怕重复，因为电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你怎么拍，怎么讲述故事。这是对于电影而言）
郭力昕：紀錄者對他的拍攝對象、與性工作這件事，沒有自我高尚地擺出中產階級人道主義式的憐憫，施捨式的同情，與傷感腔調或道德姿態。他在影片中，平實、赤裸、直接地呈現訊息與人物，不是為了提供中產觀眾進行集體偷窺，或藉此題材進行虛假的道德懺悔，而是讓我們無可迴避地認識了中國大陸某些有代表性的性工作者的生存狀態，和她們所反映出來相當不堪的當代中國社會面貌。我認為這是一部傑作，有著勇氣和擔當，涉及的議題也十分重要。
我想这些人大概是不懂纪录片的；他们大约也不懂人的复杂心理、底层生活的真实、与中国大陆严苛社会下之生存法则。他们可能只懂得、或只在乎西方卫道意识与标准下的「道德」原则或检验方式。没有严峻之生存压力的人，可以好整以暇地计较关于拍摄性工作者的纪录片，该不该马赛克一下某些数据，或者镜头前的谁冲口说了一句「不要拍了」的话。这种琐碎的、只见木不见林的道德讨论，恐怕正好让片中那些辛苦但坚韧的、为了生存而卖身的女子们的处境，像一面魔镜般，折射出那些宣称关切性工作者之权益和隐私的中产阶级们、不食现实烟火的愚昧可笑。
我建议台湾社会真正关切性工作者之主体位置和生存情境的朋友或团体，认真看看这部纪录片，并跟香港那批人士对话、辩难，使一种浅薄的道德观，能够停止成为另一种对底层性工作者的骚扰、污辱和迫害。
由此我想到了，大道德和小道德。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最后用一段福柯的话作结：
“这些简短的故事经常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其它的东西，而这些短促的描述可能充斥着错误、捏造、不公正、夸大其词的地方，但在它们背后，总是有过一些人，他们活过，然后又死去，历经了苦难、邪恶、猜忌与喧哗。因此，我排除了所有那些可能出于虚构，或者类似文学的文本：文学创造的黑暗英雄形象，从来没能象我眼前的这些鞋匠、逃兵、小贩、掮客或云游僧人那样热烈，尽管所有这些人都易怒、可恶，或者既可怜又可鄙；而之所以这样，无疑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确实存在过。
他们本身不引人注目；没有什么东西会注定让他们声名显赫，他们也不具有任何确定无疑的，可以辨认的辉煌特征，无论是出身、财富或圣德，还是英雄行为或者天赋英才；他们应该属于那些注定要匆匆一世，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的千千万万的存在者；这些人应该置身于不幸之中，无论是爱还是恨，都满怀激情，但除了那些一般被视为值得记录的事情之外，他们的生存灰暗平凡；不过，他们在某一刻也会倾注一腔热情，他们会为一次暴力，某种能量，一种过度的邪恶、粗鄙、卑贱、固执或厄运所激发。在同辈人的眼中，或者比起他们平庸无奇的生活，这些都赋予他们以某种辉煌，震慑心灵或者令人怜悯。我一直搜寻的就是这些具备某种能量的粒子，这些粒子微不足道，难以分辨，但他们的能量却很巨大。”
我喜欢这段话。
我猜徐童导演也会喜欢。
姐妹儿们跨在工作台上像谈论庄稼一样比较嫖客的素质，不断和小姐煲电话的建筑小工用自己也不信的肉麻话排解寂寞，回家，又是麦收的季节。田里没有年轻人的身影。
被摄影机骗了的傻姑娘。
徐童是想写一部和卖淫女有关的小说，和这个女孩成了朋友，后来很熟了之后，才答应让他拍的。这也是他能够拍到很多，拍得很真实的原因。放映现场有人问到是否给了这女孩好处，徐童说，我们是等价交换，我当然会给她好处。这多少让人有点不舒服。什么算是等价的？一点儿金钱和她在镜头前面交出的信任可以
很好的一个片子。徐童说，红苗结了婚，刚刚生了一个女儿，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无视那些道德不道德的讨论吧。。。贴着拍，就像贴着写。。。多年之后想修改下：大概还记得当年的纷争。主要是麦收的女主角之一，认为片子的拍摄和放映对她造成伤害，要求不要放映，其实这个要求完全合理。想起来纪录片界有一种观点，大概是电影无罪论，我不能同意。虽然作为电影放映员，和导演们喝出了感情。不管导演以何身份进入她们的生活环境，（无意对p客这个身份进行judge，但是这个身份，确实影响了性工作者对摄像机的态度，是存在权力关系的。至于导演后来如何尽力花钱捞唐小雁，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唐小雁的生命力很强悍，跟徐童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也可以说这是个“救风尘”的故事。毕竟婚姻不是什么值得追寻的事物，如果这是唐小雁想要的，那徐童这个行为也算完成了一点对摄像机原罪的救赎。只是麦收里的女孩子，就真的依然在尘埃里
徐童的镜头一直让我觉得不舒服，他和王兵式的藏匿、隐化镜头的方式截然相反，他往往在故事中，以朋友或私人的身份诱引话题，将阐述者某一时的态公之于屏幕，说实话这种窥私之欲和公共之语是不可转换的，这种艺术性的生活片段放大是不道德的，于算命者的夜谈是，于性工作者的记事也是。
《麦收》把注意力从“妓女”这个概念转移到了“人”身上。整体来说是部勇敢的电影。不担心女主角红苗以后会怎样面对曾经做过妓女，只是这个拍摄都向其父母保密，待电影公映那一天，这一切还能隐藏么？我比较担心她的父母，何况又年高病危。 还有一点，这是我目前见到的第一个描写5·12地震默哀情形的长
有些人看不惯类似徐童导演的做法，认为这侵犯肖像权，隐私权之类，无端挑刺，在我看来，他们宁愿娱乐至死，也不想看到现实的残酷。比如非洲小孩旁边的秃鹫，河南艾滋，如果没人去拍，他们能看到悲剧正在上演吗？站在伪道德的高度，不伸援手就罢了，无耻指责拍摄者，这不是双重标准下的伪君子吗？
为什么那些女权主义者会抨击导演呢？他们从潜意识上就是站在高的位置上来看待这些性工作者。如果去除社会给予她们的身份，她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看完《算命》追过来的 喜欢徐童纪录片里那种将生活最底层的原貌暴露在观众面前的态度 在看底层人物生活中酸甜苦辣时偶尔会有一种恐惧 那种恐惧源自于片子的真实 让你体会到那种无奈 心酸 麻木其实离自己很近
她是个性工作者，也是孝顺闺女。
世上的故事，说的人很淡然，一切也都不会变
看到有人提到这部片子“侵权”的问题，想说几句。这个问题确实有讨论的必要，这涉及纪录片导演的伦理界线。但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在摄影师、记者和一部分小说作者那里也会遇到），严格执行某种规范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每一句话，每一个镜头都要事先征得当事人的同意，那么纪录片是否还有可能拍摄？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或许也可以问，在人权面前，我们是否愿意牺牲掉一部分肖像权和隐私权？当然这个问题是漏洞百出的，很容易被攻击。但我想说，一个创作者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好人”，一个优秀的创作者甚至不可能是一个“好人”。
我对导演自身对于这些底层性工作者的真实看法呈疑，片中对人物介绍是“妓女”“鸭子”这种称呼，不过让我不适的是导演对着得知父亲病重的女儿问“有没有想过他会死”“万一他死了呢”这样的问题，然后拍下她哭出来的画面。
我靠 我昨晚看完胡杰的《我虽死去》已经很受惊吓了 再看完这个片子久久缓不过来 笑着看 看完心中有种哭不出的钝痛感 拍摄本身就在挤压我的道德 这样拍这样剪又客观又刻薄 红苗在医院数钱给她妈 她爸爸那个短暂羞愧的表情彻底让我崩溃了 都是多好的人啊 太残酷了
约酒的嫖客给洪苗打来的那个电话，一旁的导演叫了两次开扬声器，这是全片让我最不舒服的一个地方。描述边缘人的影像或许可能成为沽名钓誉的工具，但那足以融冰的温热才是它存在的主要理由。
导演的方式让人不舒服。
奇怪的是中国只有在妓女身上才能看到一种对性的坦然。
那么多人卑微地负重活着，也在卑微的爱情里搀扶着过路，可似乎和我们自以为的普通人并无本质的区别。也许人活着本就是苦，过程虽不同，感受可能却是差不多的。而我也不再追究自己是不是错、该不该犯贱，也不想套路地生活。何必过得那样瞻前顾后，熬完通宵这一宿，再说吧。
没看过徐童，你不算真的懂中国人的游民性格